【记忆】抗战中的重庆大学 ——致你所不知道的沙坪坝正街174号

爱死你2011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日军对中国大举进攻，相继攻占了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和广州，日军进逼宜昌，兵锋直指重庆。但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由于日本兵力的捉襟见肘，战争并没有实现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日本不得不暂时放弃攻占重庆的目标，日军的进攻在长江三峡面前终于停了下来，而陷人长期战争的消耗之中。中国的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抗战形势下学术的大后方此时由于沦陷区大批学生涌向重庆．许多人要求到重庆大学借读，学校为此曾经增设了一个特别班(次年撤销)。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四川省教育厅根据当时体育师资奇缺的状况，又安排在重大增加一个体育师资班。1938年，马寅初先生在重庆大学商学院任院长兼教授，着重研究中国战时经济问题。1939年春，在商学院增设了一个统计专修科。学制二年。同时，学校将体育专修科学制改为三年。

图为在重庆大学任教期间的马寅初1940年，学校又将采冶系分为采矿和冶金两个教学组，机电系分为机械和电机两个教学组，土木系分为路工和水利两个教学组，数理系分为数学和物理两个教学组，会计统计系也分为会计与统计两个教学组，学生则按组分开教学。同年。还成立了隶属于训导处的医务室，以满足教职员工迅速增加的需要。1941年春，学校再将机电系分为机械系和电机系，土木系分为十木系和建筑系。在这艰苦的岁月里，重庆大学已发展成为理、工、商三学院，拥有12系和两个专修科(体育、统计)、一个师资班(体育)。在敌机空袭下坚持教学和科研活动抗战期间，重庆曾多次遭日本侵略者飞机的狂轰滥炸。1939年9月4日，体育专修科办公室及校办铁工厂附近被炸数处；1940年5月29日。工学院大楼及教职员工、学生的宿舍都遭受轰炸，损失严重；同年7月4日，日机对我校肆意狂轰。投弹达数百枚，损失更惨重。为了把教学和科研活动坚持下来，学校下最大决心，整理修缮被炸房屋，并挖掘5个防空洞，及时转移图书和珍贵仪器、实验设备。建筑系、机械系和电机系等分别建立了地下实验室。
图为大轰炸后的重庆较场口许多知名学者、教授来到战时的陪都后。不少人就聘重庆大学，使学校的师资力量更加雄厚，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声誉蒸蒸日上。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教授出任商学院院长。著名地质学家、中央地质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担任讲座教授。著名数学家何鲁教授继续担任理学院院长。著名无线电专家冯君策(冯简)担任工学院院长。据当时统计，学校聘请专任教授54位(其中17位兼有校内各种职务)、兼任教授58位，合计共有教授112位，学生仅有1016人。
图为抗战中在重大任教的部分学者合照由于师资充足，阵容整齐，使教学质量得以保证和提高。工学院院长冯君策讲授无线电课。内容生动丰富，简口月扼要，极易理解消化，深受学生欢迎；他还拿出自己薪水，印制德文《许特科技手册》，送给本院师生人手一册，解决教与学都缺乏工具书的问题。土木系教授叶明升讲授河工学课，刘泰琛教授任铁路曲线及土方课，丁观海教授(现代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丁肇中的父亲)担任钢筋混凝土、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等课的讲授．均认真负责，条理清楚，重点突出，注意联系实际，受到学生好评。  地质专家李四光教授的讲座，更是坐无虚席，深受学生喜爱。商学院院长马寅初讲银行学、货币学。并结合抗战时期的财政经济现状，引导学生参加实际斗争，学生受益极大。丁洪范教授讲经济学、初级会计，朱祖晦教授讲初等统计、商情预测和数理统计，朱国璋教授讲成本会计、公司理则和会计报告分析，张圣奘教授讲经济地理等，都普遍受到学生欢迎。
图为抗战中的重庆大学工学院在战时的艰难条件下，师生们还坚持进行科学研究活动。工学院电机系兴建了无线电机实验室和高压电实验室。无线电机实验室主要研究远距离电波传送问题，他们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自己动手装置了6个真空管的再生式、超外差式、回动式等各种电子管收音机，并敷设各式天线，以检查世界各国电台电波强度，并研究天气与电波之关系；高压电实验室主要进行对四川出产之各种绝缘体的绝缘程度之研究。机械系兴建了热工研究室，开展各种原动机改革的研究，他们对蒸气往复机和留塞尔内燃机以及其他原动机进行了各种改革试验，还对供学生实习的铁工厂中的各种车床、刨床等加以整修，并适当生产一些轻工业需要的机械，供应市场。土木系兴办了材料实验室、水利实验室和土壤实验室．分别开展了对钢铁、木材、钢筋混凝土及道路材料的研究，对四川水利建设工程、土壤力学和堤工土壤的研究。矿冶系的试金室、电解室开展了对四川各种矿物成份和土法制造紫铜的研究．他们还和第二十四兵工厂合作。对该厂生产的各种钢料以及组织成份进行研究。理学院地质系与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所合作，开展了对四川地质矿产的调查。1939年夏，重大师生考察队，曾到四川灌县、彭县一带作地质调查，在50天中，完成了两县十万分之一的地质图一幅和研究报告一份，得到有关方面的好评。图为抗战中的重庆大学理学院

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开阔师生视野，学校还邀请菩名学者、专家来校作专题学术报告。先后有郭沫若讲“屈原”，老舍讲“怎样学习文学?”，云南大学政治经济系主任林同济讲“二十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动向”，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李赓阳讲“石油地质及中国石油之希望”。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邹治讲“中国水利建设方针之商榷”，经济部燃料管理处朱伯涛讲“关于发展国内矿业与今后应负之责任”等等。两次“拒长风潮”和张洪沅接长重大在抗战期间．重庆大学先后发生过两次“拒长风潮”，即当时各报纸刊载的“挽胡拒曹”和“驱梁运动”。 1938年6月．校长胡庶华辞职，消息传出后，学校师生成立了挽留胡庶华大会(简称挽胡会)，发电报，派代表请愿等。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却委派曹四勿接任校长，从而发生了“挽胡拒曹”的斗争。几经周折，直到同年10月，省政府最后确定并报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由叶元龙教授担任校长，曹四勿另有任用，风潮才平息下来。到1940年12月，校长叶元龙又提出辞职。1941年7月，经省政府批准任命梁颖文接任校长，遭到学校师生的反对，虽经张群亲自出马做工作，谈判仍然失败。8月22日，梁颖文率领保安部队冲进学校，以武力保护接事，引起师生的强烈不满，学生对此特别气愤，爆发了“驱梁运动”。国民党政府竟勒令解散重大，并当场逮捕学生多人。
图为张洪沅任重庆大学校长期间学生的毕业证书9月30日，梁颖文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而辞职，省政府采取了恢复重大的过渡措施，成立以张洪沅教授为主任委员的重庆大学整理委员会。1942年2月17日，行政院第五五一次会议，通过教育部根据张洪沅《关于的撤告》，撤销重大整理委员会，明令复校。并于3月5口任命张洪沅为重大校长。至此，重大师生的这场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张洪沅继任重大校长以后，学校从严重挫折打击下又开始丁稳步发展。1942年，先后成立了公路工程实验室和应用化学研究室，开展了有关科研活动。公路工程实验室和省公路局台作．修筑了上清寺至小龙坎一段柏油路，由该室负责进行路面试验、材料试验和公路设计。公路局负责路面建筑。重大学生还实地参加建筑路面工程，受到工人们的称赞。该室还为重庆运输统制局开展公路研究，该局提供经费5万元，以支持研究工作的开展。应用化学研究室是由化学系和化工系共同创办的，由张校长兼主任。该室的研究任务是；接受社会各界人士关于化工之一切咨询设计及代为化验等业务；应社会需要从事土产调查及研究。因两室学生实验消耗药品数量甚大，特别是香港沦陷后．药品矛盾更加突出。经过师生的艰苦奋斗，基本上做到药品自给。该室还为四川自流井富荣试验盐工改进操作，由张洪沅和金锡如、社长明合作设计了真空制盐机，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在这期间，张校长和全校师生一道，为将重大由省立改为国立而进行不懈努力。1942年秋．张校长去成都会见当时的省政府兼主席张群．取得同意，乃由省政府去函教育部，该部于同年12月据此呈报行政院。该院始于12月29日第五九四次会议通过决议，将重大改为国立，再次任命张洪沅为重大校长。此决定公布后，师生皆大欢喜，张灯结彩，热烈庆祝。此后．学校经费有所增加，教职员工薪也有提高。但是，由于物价飞涨，通货贬值，学校经费仍然十分困难。1943年11月修理校舍，教育部所拨经费不敷应用，学校不得不向国民党中央银行业务局贷款150万元，至1944年期满尚欠40万元无力偿还，遂再立借约展期至1945年6月30日以前还清，每月要按8厘付息。在校内外和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七七事变前，重庆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就有所开展。卢沟桥的枪声，更加振奋了师生们的爱国激情，祖国民族的生死存亡牵动着大家的心，救亡运动随即在重大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许多敦授和学生发表演说，纷纷表示要坚决与日本侵略者奋战到底。同时还开展了自动捐款，募集寒衣为前方抗敌战士御寒等等活动。在一段时期，学校师生满腔的热血集中地运用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在许多活动中，重庆地下“学联”的成员起了骨干核心作用。他们发起组织“重庆大学文艺研究社”并办起一个壁报《重大文艺》。除刊登一些文艺作品外，主要刊登宣传抗日的文章；同时，还团结一批进步同学，去广泛发动学生群众以抗日为中心办壁报，作演讲，演戏剧，唱救亡歌曲等。
图为音乐家金律声指挥下的重庆千人大合唱同时“重大抗敌后援会”成立以后，“学联”的成员就先后参加到里面去，利用该组织积极搞抗日宣传活动。 “学联”成员曾乃凡、张兴富就在会里负责宣传组的工作．编辑出版了《五月》抗日宣传专刊，发表了工学院院长税西恒的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并吞中国，作东亚的主人翁，更把中国人作为工具去侵略他洲”。文章还强烈呼吁：“只有举国一致的抗战，才能不当亡国奴，抗战胜利才有希望。”这个专制在师生中影响很大，推动了学校的救亡活动向前发展。“学联”还派出成员参加校外沙磁区“各界救国会”的工作。该会由中央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黄大明任总干事，重大学生聂士悫、尹文源分别任组织干事和宣传干事。他们联络沙磁区各大专院校、职业学校以及中小学的师生，展开多种宣传活动。有的在工厂区帮助建立工人救国会小组；有的去农场帮助建立农民救国会小组；有的在沙磁小学办民众夜校。地下“学联”成员在夜校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群众介绍抗战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授。从而对沙磁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共重大支部的成立及其活动在学校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涌现了大批投身活动的学生积极分子。同时，大批从沦陷区辗转来到大后方的学生中间。有些是中共党员或地下学联成员，有的是当地学生运动的骨干。他们进入重大以后，给学校进步力量增添了新的血液。1937年10月，共产党员梁华昌由北京大学转入重大化学系借读，他积极投入学校和重庆市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春，他和中共重庆市工委成员漆鲁鱼接上关系后，编入沙磁区大中小学中党员共同组成的党小组，进行救亡活动；他根据上级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注意在斗争中锻炼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重大一些同学为地下学联成员，如魏琼、聂士悫等，然后分别吸收入党。同年5月初．重大学生曹自明经中央大学学生、共产党员黄大明介绍参加中共党组织。此时建立重大地下党支部的条件已日趋成熟。1938年5月，经中共重庆市工委批准，中共重大支部正式成立。当时．梁华昌已调往成都工作，支部仅有魏琼、聂土悫、曹自明、曾乃凡等几个党员。成立会是在南岸文峰塔下一座僻静的庙子里秘密举行的。1938年6月．重庆地下党在沙坪坝举办“支部干部训练班”，重大党支部的委员都参加了这一干训班的学习。重大党支部随即抓紧发展党员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段时间，陆续接收了工学院的张兴富、杨华吕，理学院的何叔宽，化学系的朱时雍，商学院的李湘陵、何伯梁等同学入党。  
1938年10月下旬，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斗争进入相持阶级。在新形势面前，重大师生和国统区人民一样，一时对抗战前途忧虑重重，思想紊乱。这时，重大党支部和中央大学党支部一道，通过“中苏问题研究会”出面，曾邀请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给两校师生演讲。12月下旬，周恩来在夫人邓颖超陪同下，来到松林坡礼堂，作了题为《第二期抗战形势》的重要报告，帮助师生们正确分析抗战形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推动学校抗日民主运动继续向前发展。
图为1940年9月周恩来与邓颖超在重庆“人类之文野，国家之理乱，悉以人才为其主要之因，必人才日出，然后事业日新；必事业日新，然后生机永畅。世界所以进化无疆，国家所有长存不敝，胥赖于此。”抗战时期，万千学子以及中华学术的大后方——重庆大学，一直在践行着这样的办学理念，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0周年纪念，如今的重大学子在“红岩文化”、“沙磁文化”的影响下，始终以史为鉴，践行“耐劳苦，尚简朴，勤学业，爱国家”的校训。
参考文献：《重庆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出品：重庆大学前锋网络文化工作室文字：张璇指导：吴昊责任编辑：张璇编辑：杨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