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推动就业结构深刻变革 ——《中国数字经济就业发展研究报告（2021年）》系列解读（二）

xiaojie73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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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促进就业已成为我国各项经济工作的重要目标和关键任务。政府工作报告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导向。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减、多重矛盾交织，新的影响因素还在增加。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就业促进工作中面临短中长期三类问题，短期是稳就业压力，中期是劳动力市场效率不高，长期是结构优化任务与潜在风险依然艰巨。发展数字经济，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既保障城镇劳动力就业，也为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创造空间，已成为我国优化就业结构、实现稳就业目标的重要选择。要牢牢把握战略机遇，找准问题精准施策，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多重促进作用，努力实现更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一、数字经济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数字经济是解决我国当前各类就业问题的重要引领性力量，在培育壮大就业新市场、提升就业质量、推动劳动市场供需精准匹配、促进灵活型就业兴起、升级就业结构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一）数字经济稳定就业增长。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引发就业模式深刻变革，除了传统的雇佣型就业外，自主创业、自由职业、兼职就业等新型灵活就业模式快速兴起，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经济形态。初步测算表明，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人数达到1.91亿人次，占全年总就业人数的24.6%。在全国总就业人数同比下降0.07%的背景下，数字经济领域就业人数实现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5%。其中，数字产业化部分就业人数达到1220万人，同比增长9.4%，产业数字化部分就业人数达到1.78亿人，同比增长11.6%，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吸纳就业人数多、增长快，已成为我国稳就业的重要渠道。估计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人数将超过2.1亿人次。如，以滴滴平台为例，对12894位司机的调研显示，疫情以来平台累计新增注册司机107万，近40万已退出的司机重返平台。近年来“机器换工”、去产能等“分流”出来的就业者大部分就是通过转移到共享经济、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中再就业的。数字经济是最好的就业容纳器，是稳就业的重要渠道。
（二）数字经济提升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数字技术能降低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促进求职者与招聘岗位有效对接，有利于实现精准就业，提高就业效率。如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等在线招聘网站通过聚合海量人才岗位、简历智能高效筛选、岗位需求数据分析、合适人才智能推荐等创新，助力达到就业者实现高效求职、企业实现精准招聘的双重效果。据智联招聘数据显示，近年来，应届高校毕业生通过招聘网站获取就业信息的比例达到了60%。网络招聘超过校园招聘会等传统方式，成为高校毕业生的主要就业渠道。以退役军人转岗就业为例，强军网中央军委机关网站联合200多个央企国企、大型民企，已累计发布招聘岗位信息8万余条。岗位拓展方面，数字经济企业激发了新增岗位需求，为退役军人就业提供了需求空间。退役军人事务部与滴滴出行、京东集团、顺丰集团、阿里巴巴集团4家企业以“云签约”方式签署退役军人就业合作协议，为退役军人提供5.5万个岗位，岗位涵盖电子商务、网络平台、财务管理、销售代表、机械维护、仓储物流、交通驾驶等岗位类别。就业服务方面，当前各地均积极筹建面向退役军人的就业服务平台，为退役军人就业提供信息、培训、法律等就业服务内容，助力军人再就业。
（三）数字经济提高就业薪酬水平。数字经济通过数据流引领人才流、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能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带来更高工资，从而有利于提升员工的工资水平，是促进就业质量持续提升的引领力量。测算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542元/月，数字人才就业岗位平均工资为10281元/月，是全国平均工资的1.36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产业领域成为求职新热点，技术岗位就业需求快速扩大，吸引了大批优秀从业者进入，拉动了数字经济就业薪资和教育回报水平，助推了就业结构优化。数据显示，高中及以下的数字经济就业者平均工资达到了6064元，超过了规上企业年均工资；专科及以上月平均工资达到10922元，远超规上企业年平均工资。较高水平的薪资更利于吸引人才，形成人才集聚和产业优化的良性循环。以区块链相关就业为例，全职岗位的平均月薪在18606元，超过同期规模以上企业年均工资3倍；高学历人员中，本科的工资则高达2.1万元，硕士及以上学历工资高达2.7万元，区块链等新型就业是劳动力市场的新蓝海。
（四）数字经济扩大就业空间。数字经济为劳动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灵活化、个性化的就业方式，促使依托数字化平台的自主创业、自由职业、兼职就业等新型灵活就业模式快速兴起。伴随数字经济不断壮大，数字产业化领域业务范围迅速扩展，传统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派生出大量新职业需求，创造一大批新增就业。2019年和2020年，人社部先后发布了2批共29种新职业，与数字经济相关的职业比例超过75%，如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化管理师等新职业均与数字经济相关。其中，数字化管理师是指使用数字化智能移动办公平台，进行企业或组织的人员架构搭建、运营流程维护、工作流协同、大数据决策分析、上下游在线化连接，实现企业经营管理在线化、数字化的人员。伴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深入，越来越多企业需要数字化管理师，例如在义乌，一些电商公司面临运作数据把控能力低、仓储管理混乱、岗位职责不清晰等问题，数据管理师可以建立数字化管理平台，理清组织架构、人事结构和管理体系。此外，数字经济在工业、服务业中渗透更快，2019年，工业、服务业数字化渗透率分别达到19.5%、37.8%，远高于农业的8.2%，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动力。产业结构升级又带动了就业结构的非农化转换。经初步测算，2019年，三次产业中从事数字化转型工作的人数分别为1690万、5521万和1.38亿人次，第二、第三产业是当前数字经济吸纳就业的主要领域。
（五）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就业发展。各省区市数字经济领域就业人数稳步增长。从总就业规模来看，山东、广东数字经济吸纳劳动力最多，分别达到2159万人和2088万人，河南、江苏、浙江、四川、河北、湖北、安徽等就业大省，从事数字经济相关工作的人员也超过1000万人，福建、湖南、广西、江西、云南、上海、辽宁、北京、贵州等省区市，数字经济相关从业者超过500万人，而西部省区市宁夏、青海，从事数字经济工作的人员较少，分为仅为84万人和68万人。从就业增速来看，贵州省发展数字经济吸纳相关就业者增速最快，达到18.1%，福建、江苏紧随其后，增速分别达到13.8%和13.0%，重庆、浙江、新疆、天津、上海、广东、山东、北京、江西等省区市，数字经济领域就业人数增长也较快，均超过10%，青海、内蒙古、黑龙江、甘肃等省区市数字经济就业人数增长最慢，仅分别为2.5%、2.2%、1.4%和1.1%。从就业占比来看，上海、北京数字经济领域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最高，分别为47.2%和44.1%，天津、福建、浙江、山东、广东、湖北数字经济就业人数也超过三成，甘肃省数字经济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最低，仅为19.1%，其余省市区数字经济就业人数占比均超过20%。
二、充分重视我国就业工作中的三类问题
我国是人口大国，又处在经济转型阶段，就业问题错综复杂，短中长期问题相互交织，给就业促进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一）短期将稳就业视为头等大事。当前，我国就业情况整体稳定，新增就业能力持续增强，失业率总体处于低位。但也要看到，多重因素造成未来一段时间“稳就业”工作压力大。主要是经济趋稳使多行业就业承压。受新冠疫情及内外需求同步走弱的双重影响，国内主要经济指标持续走低，经济趋缓压力加大，施压多个行业就业。工业领域就业近年来一直下降，2015年至2019年，工业从业人员数下降8.9%。最近，工业企业盈利状况与资产负债表有所恶化，工业企业的就业压力将更加凸显。建筑业就业受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影响，服务业在过去几年飞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就业，但当前部分互联网、金融等服务业的增速却在向下换挡，降低了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如2018年以来，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行业发展降速、资本市场趋冷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互联网企业经营面临一定风险，部分企业招聘需求趋紧，“停招缩招”企业数量有所增多。重点群体就业问题也不容忽视，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严峻，教育部预计201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834万人，比2018年多14万人，为2010年以来最高，而去产能、去杠杆等结构性改革的继续推进也会造成部分领域失业。
（二）中期着重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匹配就业供求，是减少就业摩擦、实现充分就业的关键性微观机制。我国劳动力市场效率和弹性还不高，人员“就业难”和企业“用工荒”长期并存。问题根源主要在于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快速升级，需求端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对供给端劳动者技能提出新要求，但我国教育培训体系的调整滞后于经济社会变化，造成人才技能供给结构不符合需求，再加上我国就业服务体系还不完善，服务质量也不高，进一步降低了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效率。据人社部历年发布的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显示，各技术等级或者专业技术职称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1，2019年甚至达到了1.9，表明市场对具有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劳动者的用人需求大于供给是多年来的常态。
（三）长期防范结构性失业风险。一是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结构性失业风险。近年来，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呈现上涨的趋势，智能机器设备的运用使得厂家能够更加从容的应对人工流失率高、交货周期短、安全问题等多方面的挑战，但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失业的担忧。据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的《2018未来就业》报告预测，未来自动化技术和智能科技的发展将取代7500万份工作。我国制造业处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主要从事的是生产组装等常规工作，就业者只需要具备较低技能即可，被机器替代的可能性极大，一旦被机器大规模替代，将带来巨大就业压力。二是新旧业态更替带来结构性失业风险。近年来，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创新多领域、群体性加速突破，实体经济利用数字经济广度深度不断扩展，新模式新业态持续涌现，个别传统领域面临严重的冲击，相关产业人群失业风险加剧。如在生活文化领域，在线媒体、电子书的发展冲击着传统报刊杂志等，业态间的新老交替，一方面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在一些受冲击较大且不易调整的部门则会出现失业。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结构性失业风险。数字经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加快转型发展，服务业逐步成为我国主导产业。我国人才供给结构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人才需求巨大。
三、多措并举增强数字经济的就业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深刻影响我国就业，既促进了就业，也引发了一些风险挑战。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稳就业工作的决策部署，把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以发展促就业的工作总思路，全面提升数字经济对就业的促进作用。
（一）培育壮大新模式新业态。一是对新模式、新业态坚持“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对于存在较大争议的法律监管问题可以先“放一放”，进一步加强研究和论证，稳定企业家的发展预期。二是优化创新创业发展环境，做优做强数字经济创业创新机构，完善孵化服务网络体系，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优质的服务环境。三是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积极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加快培育基于在线平台的新型灵活就业；发展壮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催生数据标注和分析、算法开发、智能应用等就业岗位；推动数字经济与一、二、三产深度融合，促进产业链延伸和升级，带动更多数字化运营、智能化控制等新兴岗位。
（二）利用数字技术打造效率更高的劳动力市场。一是推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支持地方政府建设智能化就业服务平台，促进就业信息服务线上线下高效精准对接。二是支持培育市场化人力资源服务新业态，推广招聘信息精准推送、人岗智能匹配等个性化就业服务。三是加强就业形势监测分析,依托平台企业数据优势，创新就业统计分析体系，形成长效的就业联动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
（三）加强灵活就业者的劳动保障。一是探索建立适应灵活就业的新型劳动关系。我国的《劳动法》仅适用于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灵活就业者急需新的法律法规予以保障和规范。加快劳动法规修订，将灵活就业者与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纳入劳动关系体系中，为从根本上保护灵活就业者提供基本依据，同时也应鼓励平台和灵活就业者选择多种合作方式，提高灵活性。二是探索建立适应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模式，加快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改革传统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保障方式，探索建立以劳动者个人为基本单位的保障方式，提高保障灵活性、全面性。完善适应新就业形态的用工和社保制度，针对非雇佣关系的灵活就业者，根据工作时长、专兼职、收入等弹性设定社保缴费标准，引导保险机构提供有针对性的商业保险服务。
（四）提升劳动者相对数字技术的比较优势。长期看，就业问题是人才教育问题，解决了人的素质问题，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就业问题。一是推动教育改革，在中小学通识教育中，进口增加计算机、互联网等网络化、数字化基础知识培养。在高等教育中，既要增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交叉学科人才的培养，又要注重在更宽松的环境下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个性、好奇心和价值取向，培养出更多具有科学素养、人文关怀的工程师，提高劳动者在未来人机协同世界中的比较优势，从根本上提高我国未来的国家竞争力。二是加强职业培训。鼓励和支持大型制造企业建立数字技能培训制度和体系，通过干中学、转岗再就业等方式，尽可能在内部消化掉“机器换工”带来的失业问题。培育一批专注提升职工数字能力的市场化培训机构，为中小企业就业者提供更多能力提升机会。

作者简介
孙克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正高级工程师，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日本SLYFF Fellow，美国布朗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数字经济、信息消费、“互联网+”、数字贸易等领域研究。牵头起草国务院若干重大战略文件，包括数字经济、信息消费指导意见，“互联网+”行动计划，核心参与中国制造2025、国家信息化规划、工业互联网、工业大数据等重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