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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往事】抗战时期的重庆大学 [打印本页]

作者: rrssttrst 时间: 2017-3-23 21:43
标题: 【往事】抗战时期的重庆大学
一、抗战爆发后逐步扩大规模
处在抗日战争大后方的重庆大学，在战前，她已拥有两院(理工)七系(数理、化学、地质、上木、机电、化工、采冶)一个专修科(体育)。1937年5月，重庆市商会给重大公函，要求从速设立工商学院，建议先开办银行会计和工商管理两系。于是．经校务委员会决定，从暑期开始，招收商学院新生，暂不分系，先招一个班。到1938年招生后。才分设银行保险系、会计统计系和工商企业管理系。
此时由于沦陷区大批学生涌向重庆．许多人要求到重庆大学借读，学校为此曾经增设了一个特别班(次年撤销)。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四川省教育厅根据当时体育师资奇缺的状况，又安排在重大增加一个体育师资班。1939年春，在商学院增设了一个统计专修科。学制二年。同时，学校将体育专修科学制改为三年。
1940年，学校又将采冶系分为采矿和冶金两个教学组，机电系分为机械和电机两个教学组，土木系分为路工和水利两个教学组，数理系分为数学和物理两个教学组，会计统计系也分为会计与统计两个教学组，学生则按组分开教学。同年。还成立了隶属于训导处的医务室，以满足教职员工迅速增加的需要。1941年春，学校再将机电系分为机械系和电机系，土木系分为十木系和建筑系。在这艰苦的岁月里，重庆大学已发展成为理、工、商三学院，拥有12系和两个专修科(体育、统计)、一个师资班(体育)。二、在敌机空袭下坚持教学和科研活动抗战期间，重庆曾多次遭日本侵略者飞机的狂轰滥炸。如：1939年9月4日，体育专修科办公室及校办铁工厂附近被炸数处；1940年5月29日。工学院大楼及教职员工、学生的宿舍都遭受轰炸，损失严重；同年7月4日，日机对我校肆意狂轰。投弹达数百枚，损失更惨重。为了把教学和科研活动坚持下来，学校下最大决心，整理修缮被炸房屋，并挖掘5个防空洞，及时转移图书和珍贵仪器、实验设备。建筑系、机械系和电机系等分别建立了地下实验室。

这期间，学校还修建了可容200人的女生宿舍楼，添建了盥洗室、厕所和浴室。缓和了学生住宿的拥挤状况；学校在1939年兴建了自来水装置(当时沙坪坝尚无自来水供应)。解决了师生食用水的困难。学校还根据教学、科研的需要添设实验室、实验设备和其他设备，如矿冶系建立了采煤室、试金室，化工系添置了制革设备、油脂设备。机械系添置了实习机器，电机系购置了各式电表，商学院还专门购买了1万元图书和必要的外文资料等。许多知名学者、教授来到战时的陪都后。不少人就聘重庆大学，使学校的师资力量更加雄厚，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声誉蒸蒸日上。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教授出任商学院院长。著名地质学家、中央地质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担任讲座教授。著名数学家何鲁教授继续担任理学院院长。著名无线电专家冯君策(冯简)担任工学院院长。据当时统计，学校聘请专任教授54位(其中17位兼有校内各种职务)、兼任教授58位，合计共有教授112位，学生仅有1016人。

由于师资充足，阵容整齐，使教学质量得以保证和提高。工学院院长冯君策讲授无线电课。内容生动丰富，简口月扼要，极易理解消化，深受学生欢迎；他还拿出自己薪水，印制德文《许特科技手册》，送给本院师生人手一册，解决教与学都缺乏工具书的问题。李四光先生在重庆大学塑像土木系教授叶明升讲授河工学课，刘泰琛教授任铁路曲线及土方课，丁观海教授(现代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丁肇中的父亲)担任钢筋混凝土、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等课的讲授．均认真负责，条理清楚，重点突出，注意联系实际，受到学生好评。

化工系教授傅肖鸿(傅窿)讲授物理、化学和英语课，彭用仪教授任分析化学和德语课，胡叔平教授任普通化学，彭蜀麟教授讲工业化学和化工原理等，他们的知识而宽，教学态度认真，对学生要求极严，尤其是实验课更是如此。

理学院院长何鲁，在教学方面狠抓基础课程，采用启发式，注意基本功的锻炼，大力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地质专家李四光教授的讲座，更是坐无虚席，深受学生喜爱。商学院院长马寅初讲银行学、货币学。并结合抗战时期的财政经济现状，引导学生参加实际斗争，学生受益极大。丁洪范教授讲经济学、初级会计，朱祖晦教授讲初等统计、商情预测和数理统计，朱国璋教授讲成本会计、公司理则和会计报告分析，张圣奘教授讲经济地理等，都普遍受到学生欢迎。梁漱溟旧居，原名花房子三、两次“拒长风潮”和张洪沅接长重大在抗战期间．重庆大学先后发生过两次“拒长风潮”，即当时各报纸刊载的“挽胡拒曹”和“驱梁运动”。

1938年6月．校长胡庶华辞职，消息传出后，学校师生成立了挽留胡庶华大会(简称挽胡会)，发电报，派代表请愿等。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却委派曹四勿接任校长，从而发生了“挽胡拒曹”的斗争。几经周折，直到同年10月，省政府最后确定并报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由叶元龙教授担任校长，曹四勿另有任用，风潮才平息下来。到1940年12月，校长叶元龙又提出辞职。1941年7月，经省政府批准任命梁颖文接任校长，遭到学校师生的反对，虽经张群亲自出马做工作，谈判仍然失败。8月22日，梁颖文率领保安部队冲进学校，以武力保护接事，引起师生的强烈不满，学生对此特别气愤，爆发了“驱梁运动”。国民党政府竟勒令解散重大，并当场逮捕学生多人。

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纷纷谴责这种摧残教育和青年的法西斯暴行，同情学生为争取民主而遭受迫害的困难处境，有力地声援了重大维护自身权益的合理斗争。中共办的《解放日报》，张季鸾、王芸生主办的重庆《大公报》都专门为此发表了社论，给师生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四川省参议会都极力主张恢复重大。9月30日，梁颖文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而辞职，省政府采取了恢复重大的过渡措施，成立以张洪沅教授为主任委员的重庆大学整理委员会。1942年2月17日，行政院第五五一次会议，通过教育部根据张洪沅《关于的撤告》，撤销重大整理委员会，明令复校。并于3月5口任命张洪沅为重大校长。至此，重大师生的这场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挽胡拒曹”的斗争张洪沅继任重大校长以后，学校从严重挫折打击下又开始丁稳步发展。1942年，先后成立了公路工程实验室和应用化学研究室，开展了有关科研活动。公路工程实验室和省公路局台作．修筑了上清寺至小龙坎一段柏油路，由该室负责进行路面试验、材料试验和公路设计。公路局负责路面建筑。重大学生还实地参加建筑路面工程，受到工人们的称赞。该室还为重庆运输统制局开展公路研究，该局提供经费5万元，以支持研究工作的开展。

应用化学研究室是由化学系和化工系共同创办的，由张校长兼主任。该室的研究任务是；接受社会各界人士关于化工之一切咨询设计及代为化验等业务；应社会需要从事土产调查及研究。因两室学生实验消耗药品数量甚大，特别是香港沦陷后．药品矛盾更加突出。经过师生的艰苦奋斗，基本上做到药品自给。该室还为四川自流井富荣试验盐工改进操作，由张洪沅和金锡如、社长明合作设计了真空制盐机，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四、在校内外和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七七事变前，重庆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就有所开展。卢沟桥的枪声，更加振奋了师生们的爱国激情，祖国民族的生死存亡牵动着大家的心，救亡运动随即在重大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许多敦授和学生发表演说，纷纷表示要坚决与日本侵略者奋战到底。同时还开展了自动捐款，募集寒衣为前方抗敌战士御寒等等活动。

在一段时期，学校师生满腔的热血集中地运用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在许多活动中，重庆地下“学联”的成员起了骨干核心作用。他们发起组织“重庆大学文艺研究社”并办起一个壁报《重大文艺》。除刊登一些文艺作品外，主要刊登宣传抗日的文章；同时，还团结一批进步同学，去广泛发动学生群众以抗日为中心办壁报，作演讲，演戏剧，唱救亡歌曲等。

同时“重大抗敌后援会”成立以后，“学联”的成员就先后参加到里面去，利用该组织积极搞抗日宣传活动。如“学联”成员曾乃凡、张兴富就在会里负责宣传组的工作．编辑出版了《五月》抗日宣传专刊，发表了工学院院长税西恒的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并吞中国，作东亚的主人翁，更把中国人作为工具去侵略他洲”。文章还强烈呼吁：“只有举国一致的抗战，才能不当亡国奴，抗战胜利才有希望。”这个专制在师生中影响很大，推动了学校的救亡活动向前发展。音乐会：抗战时期的娱乐活动“学联”还派出成员参加校外沙磁区“各界救国会”的工作。该会由中央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黄大明任总干事，重大学生聂士悫、尹文源分别任组织干事和宣传干事。他们联络沙磁区各大专院校、职业学校以及中小学的师生，展开多种宣传活动。有的在工厂区帮助建立工人救国会小组；有的去农场帮助建立农民救国会小组；有的在沙磁小学办民众夜校。地下“学联”成员在夜校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群众介绍抗战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授。从而对沙磁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个时期，学校师生在对开展农村抗日宣传方面特别活跃，收到良好效果。从1937年到1940年，曾先后组织了四次乡村宣传团，奔赴重庆周围专县进行抗日宣传，推动了重大抗日救亡爱国民主运动走向社会，同工农结合得以蓬勃地向纵深发展。五、马寅初教授在山城的遭遇马寅初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和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1938年11月，他接受重庆大学的聘请。到校任商学院院长兼教授后，对战时中国问题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先后发表论文10余篇。他主张征收：“战时过份利得税”、“临时财产税”。尤为突出的是：1940年7月、10月，他在国民党立法院主办的《时事类编》特刊第54、57两期上发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同年12月．他又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战后经济问题”等文。他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猛烈抨击官僚资本，向“四大家族”发起政治上的进攻。不久就遭到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打击迫害。

他治学严谨，处处以身作则，对同事以礼相见、以诚相待，对学生要求严格，讲课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富有启发性。学生“畏之如严父，爱之若慈母”，因而享有崇高的威望。重庆大学寅初亭可是，1940年12月6日清晨，蒋介石竟以“调前方考察战区经济”为名。密令宪兵从重大教员宿舍逮捕了马寅初。8日，押回学校“交代工作”时，他大义凛然，借机在学校礼堂发表告别演说。商院师生在同他合影后夹道相送。美英苏三国记者将现场目睹到的一切，向国外作了“马寅初教授挥泪别重大”的报导。1941年3月30日，全校师生及山城人民为营救关押在贵州息烽集中营的马教授，排除重重阻力，提前举行了“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庄严肃穆的寿堂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的寿联为：“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新华社的寿联是“不屈不淫为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与“明师永寿”的横幅交相辉映。几天后，一座新落成的草亭——寅初亭，屹立在校园梅岭之巅，亭匾为冯玉祥将军手书。黄炎培诗曰：“顽龙经岁困泥中，忙煞惊曹斗草童。报道先生今去矣，一亭冷对夕阳红。”并于次年制成诗匾，挂于亭内。寅初亭作为马教授忧国忧民、赤胆忠心的历史见证和山城人民爱国精神的丰碑，将留芳千古。重庆大学中的马寅初塑像马寅初经历了5年铁窗生活和软禁岁月，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才恢复了人身自由。他赓即投身爱国民主运动，65岁时参加了重庆人民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召开的万人大游行和在较场口举行的反对一内战、争取民主的群众大会；并在各大专院校作“政协与中国前途”、“新公司法与官僚资本”的讲演。他给重大进步学生的亲笔题词“碎身粉骨不必怕．只留清白在人间”，正是他自己铮铮铁骨的写照。
转载自网络作者：伍子玉“更多精彩，敬请期待重庆大学研究生会请关注：cquyj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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